流亡大学

        1945年的五月，远在贵州湄潭的竺可桢在翻阅一份旧报时，读到了一条令人惊喜的“新闻”。
        这是5月2日的《大公报》。
        在一篇中大新闻社发自纽约的电讯中，宣称“本年度诺贝尔化学奖金，已为我国化学专家周厚复氏荣耀获得。”
        对于周厚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一点也不陌生，这个法国巴黎大学的博士、德国柏林大学的毒气专家，几年前还是浙江大学化学系主任，随着浙大一起西迁，1943年才被政府派往英国伦敦大学进修。

 【这篇是很多年前给浙江卫视《风雅钱塘》写的解说词】

流亡大学

引子。        

　　1945年的五月，远在贵州湄潭的竺可桢在翻阅一份旧报时，读到了一条令人惊喜的“新闻”。

　　这是5月2日的《大公报》。

　　在一篇中大新闻社发自纽约的电讯中，宣称“本年度诺贝尔化学奖金，已为我国化学专家周厚复氏荣耀获得。”

　　对于周厚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一点也不陌生，这个法国巴黎大学的博士、德国柏林大学的毒气专家，几年前还是浙江大学化学系主任，随着浙大一起西迁，1943年才被政府派往英国伦敦大学进修。

　　想不到相别两年，43岁的周厚复竟已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竺可桢的兴奋可想而知，他知道，如果消息属实，这将是中国获得诺贝尔奖第一人。

不过事后证明这是一条纯属误传的“新闻”，那一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桂冠被芬兰人维尔塔宁摘取。

竺可桢。       

　　竺可桢1936年出任浙大校长，到1949年离任，主导浙大13年，也正是这13年，浙大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英国学者李约瑟在1945年盛赞它为“东方的剑桥”，是中国四所最好的大学之一，“可以和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相媲美”。

而这个时候的浙大，因为日本入侵，连续西迁，在偏僻的贵州大山里，借用年久失修的庙宇，作为校舍，坚持教学和研究。

　　1936年的竺可桢，并不想接任浙大校长，他那时在气象研究所埋头于气象学研究。

　　在蒋介石同意他可以自由用人并在财经上源源接济之后，他才答应替代已被学生和教授驱逐的前任校长郭任远，走马上任的。

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对气象学恋恋不舍的新校长，会使一所由晚清杭州知府林启1897年创办的求是书院发展而来的大学脱胎换骨，成为当时世界一流的学府。

竺可桢时代的浙大群星璀璨，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三角函数，王淦昌的中微子，束星北的相对论，周厚复的原子理论，贝时璋的细胞重建，谈家桢的遗传学，张荫麟的中国史，夏承焘的词学和谭其骧的历史地理学，都是当年领先的学科，很多甚至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就像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

王淦昌。          

　　1936年的秋天，手执竺可桢聘书的王淦昌来到了浙大，在学校附近的刀茅巷租了两间房子，把老家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也接了过来。

不到三十岁的浙大教授王淦昌，在那个秋天，脸上落满了金黄色的笑容。他显然很喜欢浙大，也喜欢浙大的学生叫他“娃娃教授”。

　　193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查德威克，他证实了中子的存在。比查德威克早两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读研究生的王淦昌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两次建议导师迈特用云雾室做此项实验，但被这位据说智商比居里夫人还高的女导师拒绝了。

王淦昌就这样和诺贝尔物理学奖擦肩而过。因为查德威克正是在云雾室中发现了中子这种后来用于原子弹和核电的神秘粒子。

竺可桢。          

　　浙大最辉煌的岁月，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而真正群星璀璨的，却是八年抗战时流亡的年月。

1937年抗战爆发，中国著名的大学都纷纷流亡西南，北方的叫“南渡”，沿海的就叫“西迁”。

浙大的西迁，是在1937年11月的一个清晨，几百号人趟着霜露，携带大批图书和仪器上路了。在王淦昌的回忆里，临行前的竺可桢在校园里转了好多遍，出发时，已泪湿长衫了。

事实上此前两个月，一年级的新生已先搬到西天目山的禅源寺上课了。竺可桢一手推行的导师制就是在这个山中的寺院开始的。

浙大是第一所实任导师制的中国学府，一个导师带五六个学生，导师和学生不仅劝业授课，还经常在一起聊天，聚餐甚至郊游。

多年以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回忆往事时，依然对导师制念念不忘。1943年他在浙大求学，是一年级学生，校舍在贵州的永兴。离湄潭大约三十里，每一两个星期，浙大当年最著名的物理学教授束星北就会从湄潭来到永兴，和物理系学生讨论，而他是惟一的学生。

　　1937年11月15日，浙大迁到了建德，来不及歇脚洗脸，竺可桢就领着师生在“天主堂、孔庙、林场等地方开始上课了”。

杭州很快就失守了，建德也危在旦夕，上了四周的课后，浙大继续它最终穿越5个省，行程5000里的流亡生活，离开了浙江，不过1939年秋天在龙泉的曾家大院开设了分校，前后长达七年，孟宪承、谷超豪等一大批科科学家就在这栋中西合璧的房子里求学。

　　下一站是江西泰和，要先坐船到金华，渡江的船太少，行李太多，眼看许多仪器无法运走，竺可桢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把自己的行李箱扔进了江里。

　　一箱行李并不算什么，在泰和时，竺可桢的二儿子竺衡和一直鼓励他出任浙大校长的夫人张侠魂染上了疟疾。这种现在可能一枚药片就可治愈的疾病，在缺医少药的1938年，却使浙大校长竺可桢连别两个至亲的亲人。

王淦昌。         

　　浙大西迁，一年内连搬了四处，1938年的秋天，在广西宜山暂时安定下来。

　　上课是在城里的文庙，住的是在城外临时塔的大草篷。老师上课是站着的，学生也站着，“肩膀上挂一块木板，用来记笔记”。

　　宜山不是世外桃源，除疟疾肆虐以外，日本飞机的空袭更是家常便饭。当看到龙江挂起空袭警报标志的灯笼时，王淦昌总是把一个铅匣子往怀里一揣，往江边的防空洞里钻。他瘦小的身子在那时显得无比灵活，在宜山，谁都知道这个小匣子是王淦昌的命根子——里面放着1克实验用的镭。

　　在宜山简陋的实验室里，王淦昌和他的学生合成出了镭酸镉，但他设想中用中子来轰击镭酸镉的实验，还没来得及做，浙大又要迁走了。几年后，美国人实验成功，造出了原子弹，并在1945年把它们扔在了日本的广岛。

马一浮。       

　　上世纪三十年代，马一浮国学大师的名声已如日中天。竺可桢1936年执掌浙大后，四处延请名家，隐居西子湖畔的马一浮，自然也是他极力延揽的对象。

　　竺可桢两度亲临蒋庄的马宅，想请马一浮出山。马一浮推辞不得，只得应允，但要求在家中授课。竺可桢满口答应。不过好事多磨，随后日寇入侵，马一浮还来不及在湖边的宅院给学生开讲，浙大就西迁了。

机缘巧合，浙大三迁江西泰和，马一浮也刚好在此避难，一代国学大师和浙大的因缘就这样得以接续，还给浙大写了一首传唱至今的校歌。听到马一浮同意给学生上课，竺可桢喜出望外，那一天他一直笑嘻嘻的，看不出刚刚经历丧妻失子的哀痛。

　　在泰和、宜山，竺可桢聘请了许多避乱后方的名家来浙大执教。逃离缘缘堂的丰子恺，就接到马一浮转来的聘书，在1939年的四月八日来到宜山，在浙大讲授艺术课。

　　不过丰子恺仅仅是个讲师，在名家云集的浙大，并不显目，当时浙大最活跃的人是物理系教授束星北。

束星北。        

束星北和王淦昌同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的物理学界，他们是两个代表性的人物，不分伯仲，甚至在那个年代，束星北更加出名，1936年王淦昌来浙大做“娃娃教授”时，束星北已是浙大的名教授了，人称“天下第一才子”。

束星北在之江大学、剑桥大学念过书，在爱丁堡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获过硕士学位，也在麻省数学系做过助教。

束星北凭在麻省的两篇论文进了浙大，开始了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最风光的岁月。束星北和王淦昌术有专攻，各有所长，一个擅长理论物理，一个擅长实验物理。也许是做过爱因斯坦的助手，束星北对相对论有着浓厚的兴趣。

那样的情景，再也不可能在现在的课堂上重现：束星北和王淦昌会因为观点不同，而在和学生一起参加的讨论会上“头对头，喊叫着，争得面红耳赤”。

浙大的八年流亡，条件之艰苦，是现在的人不可想像的，史料用“居无定所，食不果腹”来形容浙大的大师们的生活。在遵义、在湄潭时，王淦昌的小女儿生下来就断了奶水，他就买了一只羊，给女儿喂羊奶。每天牵着羊到学校上课，上完课到山后放牧，人称“牧羊教授”。束星北的日子也不好过，大家吃菜都是逢六进一，即吃六口饭，才吃一口菜，而这个所谓的菜，也大多是稍稍沾一下筷子的腐乳而已。

西迁途中，实验室十分寒酸，要靠浙大仅有的三辆汽车带动的小发电机发电。那个学生眼中喜欢在教室中四处走动，甚至坐在课桌上高谈阔论的束星北，治的是理论物理，动手却也是一把好手——等他把发电机弄好，王淦昌就一头钻进了实验室。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束星北一生的高峰。这个出身大地主、直言不讳的名教授，此后每况愈下。作为搭乘四十年代“科技英雄时代”列车过来的科学家，他在以后的年月被人彻底遗忘了。就像那个在1945年传说中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的前浙大化学系主任周厚复。

尾声。          

1945年，《中央日报》的记者循着《大公报》的报道，在一个破旧的房子里，找到和六个子女生活在一起的毒气专家周厚复时，他已患了精神分裂症。

这个病是在伦敦落下的。在伦敦大学进修时，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接连被人盗窃，加上德国飞机没日没夜的轰炸，受了惊吓，就患病了，此后时好时坏，再也没能从阴影中走出。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流亡山里的浙大，和前方的将士一样，也以自己的方式抗日，许多学者在大山里完成了世界性的课题，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逼近了诺贝尔奖，只是山中闭塞，外界不知，错失了很多机会，直到几十年后，浙大流亡时的学生李政道才替先辈们圆了梦：摘下了诺贝尔奖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