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

这两天，在办公大楼的电梯间里，听到的最多的问候语，就是：“过年回家吗？”有答：“嗯，回！” 

问的人，答的人，其实在杭州都有自己的小家庭。但，包括听的人在内，大家都明白他们问答中的那个“家”是指他们的老家。 

城市出生城市长大的我，特别的羡慕那些能不假思索果断的说出自己的老家在哪里的人。 

我知道，老家，一般都意味着那是个童年时笑声和泪珠的洒落，丝丝片片，点点滴滴，都能找得到的地方。我还知道，在许多人的心目里，老家还是个灵魂的栖息地和宿命的落脚点，那是由泥土、山野、滩涂、瓦房、泥墙以及亲人在心田筑就的圣地。 

二十年前，我在天津读大学，春末没课，我到北京同学家玩。同学家住在总后大院。那是个对大学生比较敏感的时期，总后大院的警卫看到我们这些持学生证的，都会有点紧张。但有一位警卫小兵哥查看了我的学生证后，顿时脸上阳光灿烂：“嗬！老家烟台！我们是老乡！”（注：我的学生证上写着籍贯山东烟台。） 

小兵哥激动不已地双手递还给我学生证，接着“啪！”向我行了个漂亮的军礼，然后脸红耳赤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我，仿佛有千言万语要向我抒发但又不知从何诉说起。小兵哥显然是将我当作他的老家的化身了，估计他从老家出来当兵后，好久没有回家了，思念哪！我被小兵哥的兴奋情绪感染得不知所措，也面颊发烫脸红了起来。其实，山东烟台是我父亲的老家，而我却至今都没有去过一次。汗哪！ 

我对父亲的老家的概念，仅仅是小时候每年的冬天，火车会从山东老家托运过来大藤筐大藤筐的果汁饱满的烟台苹果和莱阳梨，很甜，很脆，很香。 

在我的《远亲金凤》一文中，已提到过我母亲出生在浙江的一个穷山僻壤的山区，母亲是孤儿，靠自强不息读书走出那个偏僻的穷山村。年幼时艰难困苦又孤独无助的在家乡的岁月，曾对母亲很伤害，曾让母亲很记仇。母亲是在离开家乡六十载之后，也就是在前年，才第一次让我们子女陪着“衣锦还乡”。母亲的老家，自从母亲六十年前出来时，就没有可以让我们歇脚的屋檐了。我们只在那个小山村的野外站了一个小时，再长途驱车四个多小时返回杭州。此后，妈妈就要求我们每年的春天，陪她去她老家的山野站上一个小时。 

我小时候对母亲家乡的概念，是我们家频繁的有母亲老家的“远亲”来求助和“上访”。记得那时，除了父亲，我们（包括母亲也包括我家保姆）对一些不讲个人卫生的“远亲”是没法从生理上接受与他们同桌吃饭的，往往只有父亲一人很亲和地与我母亲老家的“远亲”一起用餐，在餐桌上鸡同鸭讲似地用山东口音与操浙江山区方言的母亲的“远亲” 半懂不通地交流着，而我们总是躲得远远的以克制反胃并窃窃私语地佩服着父亲的不怕臭不怕脏。 

在我六七岁时，曾寄养在宁波市宁海县一个靠海的叫桥头坞的贫困乡村保姆家，我对在那个穷乡村的冬天的记忆，特别的深刻，其中包括各个节气的节和年。 

我偶尔与老公鲁九说起我童年那段在桥头坞的时光，都会比较动情。于是，四年前的国庆长假时，鲁九提出陪我回那个叫桥头坞的保姆老家看看。 

三十多年过去，桥头坞的海涂不见了，变成了平坦宽阔的柏油公路；泥墙草屋也不见了，换成了座座装修精良的小洋楼。保姆早已去世，当年的那些乡村小邻里们还在，他们竟然一眼就认出了我，纷纷从自家小洋楼里跑出来，围拢来，看我。那些久违的乡音，兴高采烈的，都说我还是小时候的那双眼睛，一点儿也没变。 

可我却认不出认不准认不全那些围拢来的中年人，谁是当年的谁。 

我小时候的眼睛很清澈，很晶亮，很明媚。而现在的我已是近视眼，并且无疑，经过岁月的风化，我的眼睛已然不再晶莹。 

我哽咽。我说不出话。我很想对他们说：谢谢你们的脑海里还保存着我童年的影像。其实我的眼睛只是在看到你们这一刹那，才又变回到了人之初，而并非是我的眉眼可以永葆数十年清澈明媚如初。 

桥头坞的故事，我以后会写。虽然我的生命的密码不在那里，但我心里似乎已将桥头坞算作是我的其中的一个老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