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乱弹《沉重的肉身》文/蔬菜丸子

        活腻的人热衷于思考，但不一定是智慧的。人本性是恶，无拘束地思考会纵容恶的蔓延。于是，在白天，我选择沉默，愚蠢地活着。傻子是快乐的，不思考就不会有痛苦，触及恶的代价就是缠上无穷无尽的烦恼。
        午夜，月凉如水，思绪奔腾，犹如吸血的鬼魅，摄取人的心智。习惯这样的黑暗，隐藏内心的恶魔借助思绪泛滥，无拘无束地游荡。与书的交流，可以将邪恶的灵魂释放。这时，最能畅快淋漓地痛骂世俗的丑陋，鄙视人的不齿行经，乃至反省自己的肮脏。
        尼采大谈精神危机的时候，我在天堂；刘小枫深究丹东之死与自由定义之间有关系时，我在装傻。是的，如果我清醒，我就会说，任何时期、任何地区的民众都处于信仰危机之中。否则，他们不会相信佛教，相信上帝，他们不会被革命者的演说鼓动地扛起刀枪，形形色色的革命也不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起数不尽的浪花。因为革命者说革命胜利了，他们将会幸福，将会获得自由与民主。这样的誓言给了他们希望，这就是他们继续革命的精神信仰。
        事实上，民众没有信仰，所以，他们需要有人给他们一个共同的目标，给他们奋斗的意义。但这种共同的目标就会将相同的存在意念灌输给民众，他们本身各自独有的思想就会消失，甚至根本不存在。那些领袖人物发明的思想与理念，正是集中抓住了民众共同的利益，于是，民众追随于他。但人民很盲目，他们把这些东西，看做金科律令，就如斯大林被人民看做偶像时，凡是斯大林说的话都是对的。这时，人民已经没有自己的思想了，没有思想就只有顺从，听命于他人的信仰。可以说，社会的变革与其说是制度的革命，不如说是民众对现有统治者给予的信仰的不满，出于本能的反应，他们在寻求新的信仰崇拜。
        人性本恶。统治者是惧怕这种恶的，所以，他们要用一个框架规范和压抑人的本性。那么依靠宣传与说教，适时地将自己的思想灌输给民众就能达到预期效果。舆论的作用就在这里，传播最初的用途之一就是政治需要。的确如此，人民在传播的作用下，失去辨别能力。正如一帮愚蠢的法国人民围着罗伯斯比尔，众口叫嚷“人民的意志就是法律。”还得意地要革命到底，追求所谓的民主与自由。实在可笑，他们已经没有自己的头脑，不会考虑自由是什么？民主是什么？人民意志是什么？只会尾随，双手沾染同胞的鲜血。
        在一个国家里，所谓的自由，必须有一个人为规定的框架，人民在里面得到相对的自由。但人民是个体组成，存在共性的时候，才能存在共同意志，也许这样的思想强调的就是存在共性。但我们不能否认，最初的民众可能心里都想着意志是自己的意志，法律是由自己的愿望行事。那么如何让人民遵守存在人为框架的生活方式，说到底，还是借助某种信仰的根植于民众的大脑里，让他们不需要去思考既定思维之外的什物。
        想想那个妓女玛丽曼的母亲，多么有个性的人。她没有随波逐流，跟从大众的思想，认为妓女是贵族老爷逼迫，是财富不平等制度的产物。她对妓女的生存方式有自己立场，这是个体存在的自由选择。说白了，我就是喜欢当妓女。民众的观点是革命者灌输于他们的，他们在强大宣传攻势下被同化了，这个妓女的母亲却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她被当时的社会游戏规则所不容。她被众人唾骂的结局是否也说明当一个思维成为社会主流思维时，一些异类的思想就会被所谓的规则所不容，人为了适应这个社会，是不是必须遭受被同化的命运。那么人的本性就被压抑。
    如果确认促使这种压抑的元素是传播，那么传播是否是压抑个体意志的郐子手？人性是恶的，但现有的规则压抑着它。现在，媒体自诩为道德的监督者，规则的守护者，将媒介作为利器，捍卫那些社会的游戏规则。普通人结婚、离婚是平常事，20年前一个市长离婚就会被社会关注，舆论的唾沫会淹死他，媒体更是叫嚣不止。现在，市长不希奇了，明星的婚变是媒体喜欢折腾的什物，当然在媒体热闹的时候，明星也懂得炒作自己，借力打力。人性真的很丑陋，将自己的床边事抖给公众，不见得比玛丽曼多纯洁。
        相对那个法国革命时代，这个社会给了民众很大的自由，个体有自己的思想是被社会所宽容的。虽然主流的思想主宰着社会的游戏规则，但这种主流正日渐衰弱。人群里充斥着利益与麻木，人们不再追求什么理想与信仰，生存是最大的问题。如果这一代人还有信仰的存在，也许有钱、有车、有房子是他们所谓的信仰。民族存亡，兴盛，社会的道德遵守已经不再是他们关心的话题，自私自利把那些崇高淹没。他们可怜吗？不能这么说，至少，自私是人的本性，这是社会的自由度的增大带给他们的。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代人没有共同的精神信仰，媒介也没有被统治者用来强调某种信仰，试图根植在人民的脑袋里。
        也许应了老子的话：“无为而治。”当民众没了共同而强烈的信仰，就会如一盘散沙，无法聚集。即便因特网给了巨大空间，任人将自己的思想散布于众，还是没法聚集力量。民众对现有制度满意与否，已经不会给统治者带来什么困惑，只要多数民众有衣食保障，国内一切安然。而媒体的用途主要是营造一个拟态环境，唱颂太平盛世。娱乐成了现实传播的主要功能。软新闻当道的同时，民众已经坠入盛世的温柔乡。如果，中华民族面临外敌入侵，即便是经济入侵，没有信仰的民众只会安于自己的生活，不会关心民族与他人。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出口制裁时，应诉的中国企业只有一家。日本对华态度恶化时，中国人购买日货一如往常。韩国商人可以当街烧毁日货，中国商人却继续和日本做生意。
        媒体究竟在今天充当什么角色？是精神信仰的传播者，还是扮演单一的娱乐角色？极端的革命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步伐，但媒介的职能不能抹杀。为民族建立一个共同的信仰，给民众指引一个共同的方向，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给个体自由的同时，明确共性的存在，难道不是媒体应该承担的责任？
        关于人性的思考，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敢触及。直到刘小枫把《牛虻》扔到我的面前。我承认，我喜欢思考人性，它让我疯狂地在午夜游荡于黑暗中，嘲笑人性的肮脏。人真的很肮脏。黑泽明的《罗生门》我品味了不下三遍，看那一个个自以为多高贵的人，明明是兽，却说自己是圣人。一人一个说法，共同之处就是贬他人，褒自己。人的劣根性在这里无容置疑。我厌恶这样的人性，却躲避不了。周围的人几个不带着面具，自说自话地表演，连同我自己。我无法讨厌我自己，我选择逃避思考。可是我终究逃不了。
        漆黑的夜晚，我独自看着零落床沿的月光，朦胧的给人窒息的感觉，是的，我思考人性时，就是这种感觉。在极度缺氧的状态下，探讨生命存在的形式与意义是很有味道的。牛虻和他父亲、情人、战友之间的纠葛与我有何干系。我也不关心刘小枫的那些话的对错。我只是喜欢从那些关系纠缠里体会人性的本质。
        现实教导我们不要自命为救世主，只是个普通的人，在世间挣扎求生，无力一览狂澜去拯救劳苦大众。但现在的媒体喜欢把自己扮演成救世主，东家有人病入膏肓，无钱救治，媒体就会呼吁社会帮帮忙，好像社会救助体制不存在，要靠这样的临时援助团？明明只是个家庭琐事，媒体一宣传，就会震惊全国。
        就说《牛虻》，之前，我从记事起就抵制这本书，原因是当时的社会对这本书的定义，一本革命的书。靠，革命在早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五、六十年代“高大全”兴风作浪时期，都是政治宣传味道浓重，假的可以的。这样的书多半是作为宣教图书的。所以，我不看！不过，今天看了刘小枫的评述，见他把牛虻说的如此不是个男人，我很庆幸，我之前的观点至少没偏激。呵呵，一个胆小、懦弱、矛盾、自私的牛虻，充其量是个被革命的教义鼓动，又想改变现状的普通青年，他被看作英雄，实在是他的运气。试想，他不爱那个吉普赛女人，却为了私心，占有她，随意挥霍她对他的爱情，靠。人品那么差，怎么算是个健全人，还革命者？这样的人，会真正为民众谋幸福吗？说到这里，我也不得不佩服，媒介的力量，通过传播《牛虻》是本革命的书，是讲述一个革命英雄青年的书这样的信息，就把我的辨别能力降到0。我没有检验书的内容真实情况，就排斥这本书到今天。
        现在，我得感谢小枫同志，至少，我可以变态地去偷窥那些他笔下的人物的复杂的心理。而且发现一个新的大陆。
        本来，我们眼里的丹东，牛虻，还有那个万人迷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人物都是那么形象单一。看，丹东是革命者，现在考虑自由了，还丢了命。牛虻是革命者，看透了，是个小男人。我也开始佩服文字工作者，他们的最大能力就是借助笔这支利器，将一个个人物，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剖析透彻。给读者多彩的遐想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