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玉器>节选

中国传统玉器

写在前面

潘嘉来

从敲击第一块石片开始，人类文明正是通过人手的不断劳作得以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呈现出今天这样多姿多彩的景象。工业化以来的三百年，我们将太多的工作放任机器做去了，然而机器的制作毕竟过于生硬和整齐划一，当我们被这些生产线上制造的产品包围的时候，突然会发觉，生活变得缺少灵性、美感和古典的气质了。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四处寻访他们的祖辈们用手制作和使用过的器物。瓷片、玉佩、银簪、木器，一块木雕板、一把紫砂壶，甚至于一砖、一瓦，它们都经历过先人用手精心琢磨，保留有先人的体温，镌刻着我们民族的图腾。偶尔得之，就像珍宝一样地倍加爱惜，并在搜寻与把玩的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快乐与慰藉。

传统手工艺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玉器、丝绸、漆器、瓷器和明清家具等均为世界手工艺制品中的翘楚，在制作技艺和工艺美学诸多方面获得过极高的成就。但是，在长时期的重道不重器的儒文化氛围中，器物的制作一直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在历代的官方典籍和正史中，对于匠人们的成就与贡献的记载极为难得一见，有也只是寥寥数语，或者干脆只字不提。史籍中略为详备可供查考的，也只有《周礼·冬官考工记》与《天工开物》数种而已。编纂这套《中国传统手工艺文化书系》正是要与读者一同重返乡村，走近手工艺作坊，拜访手工艺传人和收藏家，聆听幕后的传奇故事。

近十余年来，喜好字画和玉器等古玩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一方面说明有更多的人有了闲暇的时间和闲钱，另一方面，说明人们对于文化生活有了更高的需求。友朋中王敬之先生较早涉及古玩收藏，特别在鉴识古玉器、田黄石方面最有心得，玩出了学问，为此著书、讲学。这或许与他早年追随王驾吾先生学习《墨子》有关，对于我国传统文化始终存有一份深厚的情感。

    古董作为一种商品，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相关历史背景、制作材料、制作工艺等信息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加上又有赝品充塞其间，使得每一件古董对于买家而言，都是一个课题，古董交易其实就是买卖双方文物知识的较量与比拼。收藏最能够吸引人的地方也就在于对象身份的模糊性，如果每一件古董都和超市里的商品一样标明了生产日期和制造厂商，那就没什么可玩味的了，收藏的乐趣和投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所以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在古玩行内没有打假一说，也没有退货的规矩，这也是老琉璃厂不成文的行规。早年琉璃厂的掌柜也有收进赝品的时候，行内称“打眼”，说明你学问不够，只能打落了牙往肚里咽。当年张大千临摹石涛的画，转手高价卖给了多位知名的收藏家，后来画家自己吐露了真情，也没见有人要求张大千退画还钱。古玩圈鱼龙混杂，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准备和“交学费”的气度，还是不要涉足为好。

2006年10月

目录

引言中华文明之光

上部·文化篇

 商代鬼神文化与玉器风格

 周代礼制文化与玉器风格

 魏晋仙道文化与玉器风格

 宋代世俗文化与玉器风格

下部·鉴识篇

 从材料鉴识玉器

 从器形鉴识玉器

 从纹饰鉴识玉器

 从雕工鉴识玉器

 从沁色鉴识玉器

后记

引言中华文明之光

玉为石之美者，我们的先人曾将那么多的情感、企求和美好品格寄予了这种晶莹的石头。长久以来，玉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内容，先人将自己族群的图腾雕刻在玉的上面；首领们高举着玉的器具，作为他们权威的象征；君子佩玉，以玉比德。我们的祖先将神性授予了玉，此后只有青铜器享有了相似的礼遇，这一切是在世界的其他民族和文化中难得见到的。

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期，人类迎来了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文明的标志是原始图像、文字，早期的城邑和社会组织形态，以及原始信仰与宇宙观的形成。

在中国，有距今6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陶器刻画符号，有距今5000年前后的山东章丘城子崖、河南淮阳平粮台等早期城邑遗址，有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瑶山祭坛。我们看到，与这些文化遗存同在的是以红山文化玉龙和良渚文化成套玉礼器为代表的，象征着神性与权威的玉文化器物。

玉是中华文明最初也是最为耀眼的那一缕光芒。

上部·文化篇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道者，理也。

中国玉文化，是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的精神与艺术追求在玉这种器物上的综合体现。在漫长的岁月里，玉也随着历史的变迁不断地变化着内容和表现形式。我们要了解玉器，进而鉴识玉器，就必须对玉产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有所了解。

商代鬼神文化与玉器风格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商人的宇宙观是一幅鬼神的图像。商人的信仰结构大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自然崇拜，日、月、星辰、风师、雨师等天神，地上的四方神与山林川泽地祗动植物诸神。第二部分是祖先崇拜，就是将有明确世系血缘关系的先祖先王、先妣先母，如上甲、咸、大丁、大甲、祖乙等升格为人鬼。第三部分是具有超自然色彩的上帝崇拜。

除了祭祀之外，占卜是商人沟通人鬼的主要手段，其媒介就是龟甲。商人是充满智慧的，他们掌握了中原最早的成熟文字——甲骨文，吊诡的是，文字这样一种重要的文化工具最初主要是被用作记录人与鬼的对话的，从表面上看好象是被错用了，其实在当时是有很实际的政治用途的，商人正是通过鬼神文化加强了对周边方国的精神统治。《越绝书》中就说：“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反观早期信仰，其中包含了先人对自然的崇敬及感恩的心态，“得天时之和，所以拜天；受地利之饶，所以拜地；土可殖财，所以有社；谷可养生，所以有稷；山林川泽可以利人，所以拜山林川泽；至于人之有才能功烈为人所崇仰者，死后即成为神，也受后人的祭祀。”（参见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

表现在玉器上，商代玉器多见鸟形，因为商人相信自己是神鸟的后裔，《诗经·商颂》中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鸟的造型较为夸张，喙部变形突出，纹饰华丽，有神秘感。玉雕人物往往采取写实手法，或站或跪，举止端庄，神情肃穆，象是在参加宗教祭祀活动。甲骨文中有“礼”字，据王国维考证字形为豆形器中放置二玉，以玉祭神，说明商代最大的礼就是祭神。

1976年春，在殷墟小屯村的西北地进行了妇好墓的考古发掘，共出土不同质料的随葬品1928件，有青铜器、玉器，宝石器、象牙器、骨器、蚌器等。玉器类别比较多，有琮、璧、璜等礼器，作仪仗的戈、钺、矛等，另有工具和装饰品。大量的玉礼器与大型青铜器一同出土，提示了它们的精神意义。商代的琮、璧、璜等礼器与动物形玉饰反映了与新石器时代，如红山文化的玉龙、“猪龙”，良渚文化的琮、璧等的文化承继关系。妇好墓出土的装饰品有420多件、大部分为佩带玉饰，少部分为镶嵌玉饰。玉石人是研究当时人们头饰、服装的实物资料。各种动物形玉饰有神话传说的龙、凤，有兽头鸟身的怪鸟兽，而大量的是仿生的各种动物形象，以野兽、家畜和禽鸟类为多，如虎、熊、象、猴、鹿、马、牛、羊、兔、鹅、鹦鹉等，也有鱼、蛙和昆虫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妇好墓出土的玉器经当时安阳市玉雕厂的工作人员初步辨识，认为其中不少是产自新疆的青玉，后经科学鉴定，多为透闪石，也有阳起石。新疆和田玉的主要成份为透闪石，所鉴定标本的硬度为摩氏6度。这些透闪石是来自新疆还是辽宁岫岩县的细玉沟，学术界尚无定论，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参见张海鹏《保存完好的殷墟妇好墓》）

 周代礼制文化与玉器风格

周早期是位于陕西中部泾渭流域处于“戎狄之间”的一个善于农耕的蕞尔小国，通过与姜氏部落的联姻逐步壮大。“周道之兴”与公刘这个人物有关，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陡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但一直到商末，周仍是臣服于商的方国，商王可以命周的军队去征伐别的方国（鬼方），赐周封地（岐邑）册封爵位（周方伯），而周的首领则要向商王入贡（西伯率诸侯入贡）。

古公、季历和昌三人，是推动周逐步走向强盛的重要人物，分别被周人尊为太王、王季和文王。文王执政时期其政治主张已经基本明确：“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推行的是仁政，为日后武王陈师牧野，克商大捷建立了政治基础。武王之后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是周公旦。克商后的第二年，武王病，太子诵大约才十二三岁，武王临终时托孤于其弟周公旦。《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其功绩不在武王之下。

周王朝建立之后，以亡殷为鉴。周初诰命，其中心思想就是“敬德”，与此相配合周公制定了一套可操作的，以“礼”为核心的治国策略，规定了天子诸侯册命废立的程序，也规范了士人的言行举止。祭上帝祖宗有祭礼，诸侯朝见天子有觐礼，用于外交有聘礼、飨礼，军事演习有大搜礼，其他还有籍田礼、乡饮酒礼、射礼等。礼并不是相互谦让的客套装饰，而是体现国体的行政制度，具有法典的功能，同时也是规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行为的准则。“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周易·序卦传》）

玉在周代的礼乐制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玉敬天地四方：“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以玉别贵贱：“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极力推崇周礼的孔子也说：“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粟，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好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赋于玉儒家的价值观，玉成了周礼制度中重要的道具。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玉作为道德和礼的象征物规范着人们的言行举止，而“君子比德于玉”的价值取向，千百年来培育了中华民族中庸、仁爱，温良淳厚的民族性格。

周代玉器风格一反商代的质朴敦厚，形制与纹饰趋于繁复，艺术风格趋同于同一时代的青铜器。与商代多圆器不同，周代较多圆形或弧形片材，常见的器物有玦、环、璜等，这种设计或许是为了便于贵族日常的佩带。周代玉器风格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

魏晋仙道文化与玉器风格

方仙道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在百家中称神仙家。方士相信通过炼丹、行气、辟谷、房中等方术就可以长生不死，羽化成仙。方士“自言有禁方，能神仙”迷惑了不少的帝王。秦始皇听信徐福所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命徐福率庞大船队东入大海，求“长生不老药”。西汉时，公孙卿自称在东莱山看到神人，于是汉武帝拜公孙卿为中大夫，多次前往东莱，并派遣数以千计的方士求神怪采芝药。淮南王刘安招方术之士数千人著书立说，“作《内篇》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为《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汉书·淮南厉王刘长传》）。葛洪著《抱朴子》为魏晋神仙道教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指导思想是：“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并说：“长生之道，不在祭祀鬼神也，不在道引与屈伸也，升仙之要，在神丹也。”

方士仙道信仰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学术界谈论较多的是基于老庄学说的“学道”，而对于以炼丹术为基础的“学仙”一般都避而不谈。如果说文化传统就象钱币一样有两面性的话，那么儒、释、道是中华文化的正面，是大传统。而方术仙道则是它的背面，为小传统。启功先生在谈学术思想时就曾深刻指出：一方面帝王们用一套理论来治理国家，另一方面他们却另信一套。比较典型就是汉武帝，他把儒家定于一尊，完全用儒家的方式来治理国家，拿孔子的书来教育人民，而他自己信的却是求神仙那一套，整天想着封这个山，求那个仙。我们如果不了解古代帝王与巫术之间的关系，就没法把古代学术思想和文化历史弄清楚。（参见《启功讲学录》）

玉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某些人追求长生不死，羽化成仙的工具。如殓葬玉，从“玉覆面”、“玉塞”到“金缕玉衣”，其意义与良渚文化出土的代表墓主人特殊身份的玉璧玉琮不同，明显地有借助于玉来保护尸身长久不坏的意愿。更直接的方法就是“食玉”。葛洪将玉视为能让人升天的仙药，在《抱朴子内篇·仙药》中说：“仙药之上者丹砂，次则黄金，次者白银，次则诸芝，次则五玉”并具体指导说：“玉亦仙药，但难得耳。《玉经》曰：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也。又曰：服玄真者，其命不极。玄真者，玉之别名也。令人身飞轻举，不但地仙而已。然其道迟成，服一二百斤，乃可知耳。玉可以乌米酒及地榆酒化之为水，亦可以葱浆消之为饴，亦可以饵为丸，亦可以烧以为粉，服之一年以上，入水不沾，入火不灼，刃之不伤，百毒不犯也。不可用已成之器，伤人无益，当得璞玉，乃可用也，得于阗白玉尤善。”葛洪还记载了当时有一个叫吴延稚的人，吃掉了大量的璋、环、璧等古玉，因为选错了玉，不但没有成仙，反而吃出了毛病。南京曾发掘出两座南朝的墓葬，墓主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在他们的腹部有石粉状的物质，据考证墓主人正是因为长期服玉，弄到胃穿孔，才不治身亡的。

方仙道的流行给玉器的发展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一方面将玉器当成了仙药，吃掉了大量传世的珍贵宝玉，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玉器制作实在也是乏善可陈。当时在书法、绘画上出现了王羲之、顾恺之等名垂千古的人物，有《文心雕龙》这样的巨著，而玉文化却凋零得几乎接近空白。

宋代世俗文化与玉器风格

宋朝并不能算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320年间，西北先后有契丹人的辽国、党项人的西夏国和女真人的金国与其对峙，北宋与南宋最终还是都被外族所灭。所以史家有“孤秦陋宋”之说，与相其对应的是“炎汉盛唐”。但宋代的文化却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陈寅恪先生就曾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先生也说：“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之内达到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宋代文化的繁荣有其历史、经济诸多因素，而重要的一点是文化向平民化、理性化的转向，譬如儒学的理学化、佛教的禅宗化、文学的散文化、知识的普及化、礼俗的通俗化等。士庶界线被拉平，“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市民阶层的兴起与世俗文化的跃升是宋代文化的基调。（参见徐洪兴姚荣涛《宋朝历史一瞥》）

    北宋完成了我国城市格局的一次重大变革，打破了原来居民区“坊”与商业区“市”的严格界限，“坊”“市”按时开门与闭市的制度也随之消失，市民可以临街开设手工作坊和店铺，大大促进了城镇经济和工商业的繁荣，出现了《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繁华都市景象。吴自牧记载了南宋都城杭州的情况“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店铺，连门俱是，即无空虚之屋”，“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并且“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又开店矣”。随着城镇工商业的繁荣，出现了掌握有一定财富的市民阶层，这些人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注重现世生活品质。文学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宋代商人的形象，比较典型有《水浒传》中的西门庆等。受浓厚世俗文化的影响，宋代玉器匠人将眼光转向了现实世界，玉雕题材多世俗内容，使宋代玉器玩味大增，礼性大减。宋代出现了专门加工和贩卖玉器的商铺，玉器由神殿来到市场，在商品化的过程中成为了一种文化产品，同时普通市民成为了玉器的主要拥有者和赏玩者。在制作层面，宋玉构图活泼写实，多施透雕，刀法流畅。童子、花鸟题材大量出现，其中“莲（连）生贵子”“莲莲有鱼”（谐音“年年有余”）等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现实生活的期盼和向往。以上对各历史时期的玉器风格及文化背景进行了粗线条的梳理，文化传承有很大的弹性，我们只是试图说明各时期文化精神的主流和趋势，并没有对历史文化进行分段切割的企图。玉器风格也有一个流变的过程，具体器物需要进行具体分析，一刀切的、机械地认识方式并不是我们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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