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万里行（十）之（业余渔民的意外收获）

阿里万里行（十）

业余渔民的意外收获

我们的捕鱼业只维持了两个小时。这是在岗仁波钦往圣湖的驻地—霍尔途中。

我们的越野车驶过了一条长不过一米宽的小河。说到小河，在高原上有的是，我想也许是冰川活动留下的划伤，还有大大小小的湖泊，大到圣湖的几百公里，小到只有一个脚盆那么大，却都清沏得很。那里面流淌的是雪山消融的雪水，手伸进去是要用一点决心的。

在岗底斯，我在晚上十点的阳光下到宾馆的小河边洗脸，那水冻得我的手一阵阵发麻，这种麻可以传到胳膊肘，可见它的温度。我在小河边洗脸的时候听到一位正在从车上卸货的藏女唱歌。她的声音在高原冷冽的风中传得很远，清亮高亢，内地那些歌星们跟本就无法同她相比，我站在河边呆呆地听着，那声音象水流进我的心里，你会觉得心如同这片高原，宁静深远不知自己的下一个生命轮回到底在哪里。

在我们的车驶过这条不足一米的小河时，我们的车子碾死了几条高原细鳞鱼（我这么叫它只是因为它的鳞特别细，身材修长）。于是，我们决定临时改行当渔民。

十几位新闻界同行们，沿着这条无名小河排开阵势，姿势很统一，大都两腿分开跨过河的两岸，弯下腰抓那些尺把长的鱼。远远望去，弟兄们宛如“动物世界”里的阿拉斯加熊在狩渔。也有个别人脱去长裤在冰水里奔走，全然不把缺氧的危胁放在心上。

细鳞鱼排着整齐的队伍在水流湍急的地方凝滞不动，仿佛约好了让我们捕捉。它们可能意识不到这些伸手来捉它们的生物是准备打牙祭的人。

刘浩在溪水转弯处发现一只水洞，他一惊一乍地叫我伸手去摸。我言听计从将手伸进洞里，只觉得手背被无数凉滑的东西撞击，本能地死死抠住这些东西猛地抽出手来，看到三条尺把长的鱼正在我的手中挣扎，用一声狂喊来形容此时的我并不为过！与此同时，刘浩也把手伸进了洞里，一把竟抓出了五条鱼！

只几分钟，我们的脚边的草地上，已经有十几条鱼在挣扎，鱼在阳光下闪着夺目的银光跳着银色的桑巴舞。很快，我们的收获装了半只蛇皮袋！大家余兴未尽，在夕阳下的小河边按南方人的习惯剖鱼。

这时，我们的嘎嘎师傅发话了：“你们怎么可以杀鱼呢？”[这话问得我们心头一紧，也许我们触犯了哪一条宗教戒律了。细究方才明白，他们的习俗是不吃鱼的更不用说是杀鱼了。

我们解释道，南方的汉人对鱼的嗜好如同你们对牛羊肉的嗜好一样。我们最不忍心看到牦牛被宰杀后切成白切肉，这是高原的图腾和精灵啊。

另一位司机普布扎西快乐地笑起来，说：“我一次可以吃冰冻的生牦牛肉两到三斤呢！”他的妻子在深圳民族文化园表演舞蹈，对我们汉人的习惯是有一点了解的。

“鱼，”他说：“是神啊！”我也说：“牦牛是神啊。”于是双方彼此达成谅解尊重对方的风俗饮食习惯。

四位藏族司机果然在晚上住霍尔时，和我们分灶而食，大嚼羊肉并一杯一杯地喝着浓烈的酥油茶，神情愉快地交谈着我们听不懂的话。

当晚八点的时候，我们的车队在一顶飘着五星红旗的军用帐篷前停下了。四位持枪的军人拦住了我们的。尽管小高也是军士装束，但那位尉官还是神情严肃地挨个检查我们的证件，并逐一对照证件上的黑白照片。

有一位同仁只说句俏皮话：“我们是搞破坏的吧？”

话音未落，那军官猛地指向他喝一声：“把嘴闭上！”

阿里公安处的张留声立刻跳下车对我们说：“这里是边境，一切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你们不要多嘴。”

我们听到久违的“阶级斗争”，立刻从心里升起一种复杂的神圣的情感，在这片荒原上，五星红旗和军用帐篷象征着祖国，四位面孔黝黑的军人忠实地履行着他们的职责。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乐洪海排长和他的士兵们。

乐排长是霍尔检查站的最高长官。霍尔属普兰县。有人在我们住的霍尔乡招待所的土墙上写着“霍尔宾馆”。这个宾馆的六间土坯房，只有一间屋里有一个大水缸，住着一位外国人。当我进他的屋子取水时（招待所只有这么一个蓄水的设备，所以允许我们去取水）这位衣衫满是尘土的老外正在油灯下翻阅着一本藏文书，同时看着一本英文书，做着另一种带音标字母的笔记（像是法文）。我知道我们又遇到了一位朝圣者或者是藏学家。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对他说，对不起，我只是取一点点水。可以吗？他朝我一笑，没有说任何不字。

当兵站的乐排长听说的一位老外住在霍尔招待所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我要去询问一下，他是不是持有效证件。”这时，我们同乐排长已经混得稔熟。当他听说我曾经是军医而余坚当过兵的时候，热情溢于言表。他热情地让出高压锅，并拿出一条野鹿腿和榨菜，粉丝，要我们尝尝他烧的菜汤和炒肉片。而孙雪健当仁不让地当上了厨师，在含氧量不足百分之五十的高原做他的麻辣红烧鱼。一时间，帐篷里充满了久违的鱼香。

军人的帐篷里，有电影明星的照片也有挂得整齐的军服，有钢盔也有吉它。乐排长告诉我们，边检站的工作相当枯燥但又丝毫不能松懈。恶劣的环境和寂寞的生活，使他们渴望同每一个人交谈，又警惕着每一个路过边检站的人。他说，最苦的是冬天，大雪封路后，连读一封信都困难，与外界的联系只能靠电台。

“如果有病号怎么办？”我忍不住问。

乐排长苦笑一下说：“只能靠坚持，吃点军医留下的药。”

然后他很认真地问我：“你们有多余的治感冒的药吗？”他也知道感冒对高原反应是一种什么样的威胁。

我知道我无法满足他的要求，我手里的药还必须应付后几天里可能出现的病号，况且现在还有的病号没痊愈呢！但我不能回绝，只能用沉默来掩饰自己的窘态。

年轻一点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们没有参与谈话，他们好奇地穿上军装挎上冲锋枪，在夜里十点半仍旧彩霞满天的霍尔草原上，一张一张地拍照。也许他们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对战士们的崇敬之心。

当天真的黑下来的时候，帐篷里的汽灯亮得如同月亮。一位战士取下了吉它开始弹唱，他唱的是孔繁森生前最喜欢唱的一首歌《说句心里话》

“说句心里话，

我也想家，

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

说句实在话，我也想她，

常思念那个梦中的她，梦中的她……

你不扛枪我不扛枪

谁来保卫妈妈，谁来保卫她？！”

我们加入了合唱。我们中有几位是K歌的高手，然而这首歌平日里是不太有人唱的。我们看到眼泪从战士的眼角流下来一直淌过嘴角，落在军装和吉它上。我们也哭了，彼此装着没看见，让几乎近于吼唱的歌声掩饰哽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