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万里行（五）之重操旧业

阿里万里行（五）

《重操旧业》

     所谓重操“旧业：指的是我十五年前在军队的行当。一名医务人员，而且技术还不错。在军校读书的时候以全优的成绩毕业。总以为转业到了地方，干上了电视这个行当可以正式同医务告别。

    在桑桑镇，我跟着一位藏族姑娘东跑西颠地寻找医生的时候，我又开始扮演我已有些陌生的角色。我们的制片人陈伟开始发烧，这不是好苗头。

    在高原，最可怕的就是上呼吸道感染，它可以导致肺水肿，肺源性心衰，然后是死亡。每年都有援藏干部在进藏途中死去，这还不包括那些春季从青藏公路进藏的新兵。据说一个团翻过唐古拉山要消耗一箱止痛片。援藏干部绝大部份患有高血压和心室肥大，有的干部夜里躺下后第二天就不再醒来了。

    既便这样艰苦，每年仍旧有许多热血汉子到高原来工作。不管他们后来是不是坚持下去了。

我们匆匆入藏，根本就没有做适应性过渡便踏上行程。出现病人是理所当然的。要命的是我对高原病所知甚少，只能凭记忆对症处理，弄点抗菌素和葡萄糖液来支持病人渡过难关。

那位好不容易找到的医生冷眼看去，像是一位饱经风霜的牧民大爷。他很热情也很无奈，在我的要求下，把我引到了一间昏暗的屋子，进而，我在熟悉的来苏儿消毒水气味中寻找我在的药品。只有“庆大霉素”而且已经看不清安瓿上的剂量，药盒上注明有效期一年六个月，这药品是９３年出厂的！消毒针管只有一支，放在一只铝饭盒里，还不知道是哪一天消的毒。我无奈只能咬咬牙借了针管和消毒用具，付了五元钱（他只收五元）直奔我们住的大车店（招待所）。

我只能孤注一掷，否则陈伟的体温持续上升只能导致可怕的后果。直到今天我还在想，幸亏陈伟年轻体质好，否则，那一针“庆大”下去未必有那么好的效果。因为没洗澡，陈伟的皮肤油得无法正常消毒，酒精竟然可以在皮肤上聚成珠状。我也就狠狠心下手了。

第二个倒下的是陈伟的助手高金乐。这是一位执意要去阿里的军人。他的赴藏命令是直接从军委下达的。我们没想到他的高原反应那么厉害，来势凶猛，浑身浮肿，高热不退、呕吐伴随剧烈头痛。小高不愧是个军人，沉默对抗疾病直至躺下。这是在措勤县，我们原只想打个尖就赶路，因为接二连三的病号，（第三个发烧的是省有线台的刘浩）我们不得不多耽搁一阵子，到县医院求援。

这是我学医以来看到的最简陋的县级医院。因为时差，他们一点半下班，我们得以在他们下班前赶到。

门诊很脏，满地尘土和纸屑。医生和护士不戴帽子，白大褂衬着紫外线晒黑的脸，已经脱离了常规意义上的“医生”和“护士”的模式。小高和小刘站在医院里手足无措，脸上露出听天由命的神色。

我像只慌不择路的旱獭在医院里到处乱闯，逢人便问医生在哪里？我感到胸闷心慌两腿发沉，我原先得过的心肌炎后遗症又来找我的麻烦了。早搏出现了。但是谁可以帮助你呢？我想，只有自己。况且还有两位急需支持的病人。

终于我在一个拐角撞上了一位面色黝黑的藏族护士。她的脸上涂着厚厚的青裸面，据说这样可以防止紫外线的伤害。为了让这位美丽的藏族护士相信我曾经干过医。我把一连串的医学术语抛出去，然后很严肃地对她说“我需要维Ｃ和５０％的葡萄糖注射液。这是预防他们肺水肿。我要给他们做静脉推注。因为我们要赶路不能久留。”

最后我几乎不抱希望地问：“你们有一次性输液器吗？”

“没有”。她说，而且推液体的大注射器只有一只了，必须两个人合用一支，只需换一个针头。

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刘浩和小高拒绝护士给他们打针。对他们的信任，我真的诚惶诚恐。我已多时不做静脉穿刺了，但我必须做而且要做得漂亮。一切都顺利，只是高浓度的葡萄糖液体加上ＶＣ显得很粘稠，在平原上推这样的液体都会手酸。更不用说在这种低气压的地方了。我不时觉得脚发软眼前有绿云飘过，我不得不对有线台的导演陈灼说：你帮帮我。实际上陈灼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况且他还缺乏技巧。

我只能再次接过针筒，跪在地上给他们推。当最后一毫升液体推进刘浩的血管里的时候，我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我觉得自己本应该做得更好一点。让他们得到更好的治疗和护理。

我觉得在这个简陋的医院里，救死扶伤得到了最透彻的实施。那些藏北草原上的牧民们抱着一片虔诚相信，现代医学可以解决宗教一时无法和不能解决的问题。

孔繁森曾经在军队医院工作过，他在阿里工作的时候，一只药箱伴着他走遍了阿里地区。一开始我无法理解这个举动，现在我明白了，那怕是一片退热片对牧民都是救命的最后手段。他不知走了多少家牧民的帐篷，也不知给多少人看过病。难怪当地的牧民都说他是菩萨。牧区的缺医少药让我想到二十年前在偏远的福建山区看到的情景。在九十年代，我真诚的希望，藏北草原的牧民们能尽快地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至少不再两个人合用一副注射器了。

面对这样的医疗条件，我们的病人也只有将就了。在离开措勤赶到改则县后，高金乐只能躺在大车店（县委招待所）一样的土房子里，我用他的鞋带拴住葡萄糖瓶吊在窗口，勉为其难地为他输液。

为了保证医疗的连续性，我又问改则县医院买了许多一次性注射器，二盒庆大霉素（我不敢用青霉素，生怕病人发生延缓反应，曾经有一个病人在注射药物一周以后过敏性休克死去）向护士要了一瓶酒精棉球，一根止血带。直到此刻，我才觉得自己是的精良装备的白衣战士了。可以有恃无恐地面对可怕的高原反应了。

实际上想起来，高原反应就如高原上神秘莫测的风暴一样，你不知他何时来，也不知道他能凶悍到什么程度，关键在于你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孔繁森在首次进藏途中（他们是坐车，这样海拔渐渐抬高人的适应性也会强一点）经过陀陀河兵站（此站被人称为“死亡线”）时，就以坚强的意志和强壮的体魄帮助过那些高原反应的同志，实际上，他当时的病症比被帮助的人还要严重。

这让我想到了海明威在遭受重机枪扫射后，竟然还背着一位伤势轻微的人赶往急救站。人唯一可以比自然骄傲的，就是意志。而医学只是一种辅助手段。我们那四位生病的同伴个个都可以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