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万里行----写于一九九五年的日记

（写于一九九五年八月）

毕淑敏离开杭州的时候，我对她说起阿里。我说：那年拍了一部纪录片《朝圣之旅》。用的是拍《孔繁森走过的路》时的素材。她后来告诉我，在北京，她看了两遍我给她的光盘。我知道，那里有她的青春岁月。我们是同一年的兵。

一九九五年，我们与北影厂《孔繁森》剧组陈国星导演在一起工作了几天。他们拍电影，我们拍电视。高原的日子里，也许因为缺氧，手里的小日记本上记的地名也许错了。如果不是在阿里当兵11年的毕淑敏对我的鼓动，我永远只会把这些小文章放在自己的小本子里，放在电脑里保存着，不会发布。因为我怕错了。（记于2008年11月14日星期五）

现在。我把它发出来，用于纪念十三年前的那次万里之行。那时，很少有人去阿里。下面的文字是我写于一九九五年。在一个小本子里。里面还夹着一些高原的野花，山羊绒。

阿里万里行

（一）听说阿里

    第一次听说“阿里”，是当兵的时候。知道那是一“阿里军分区”，有一个“查果拉哨卡”。哨卡高寒缺氧，终年不见绿色，战士们英勇顽强，被中央军委命名为“红色哨卡”号召全军指战员向他们学习。

第二次听说“阿里”，是今年。（一九九五年）知道那里是“世界屋脊的屋脊”，平均海拔4500米，氧气含量只有平原的38%，紫外线幅射相当于医用消毒紫外线，风速每秒17米，昼夜温差达摄氏30度。知道那里是被学者们称为“世界的最后一片净土”，民风民俗奇异，保存完整。高深莫测的岗底斯山脉中有一座岗仁波钦神山，与它相伴的是玛旁雍措圣湖和拉昂措“鬼湖”。

我还知道，在举世闻名的扎达土林深处，象泉河旁，有一座神秘瑰丽的古格王国。我还知道，阿里是“西藏的西藏”拉萨距阿里来回的路程是五千公里，这包括那些根本不能称之为路的路，恣肆流淌的冰河，渺无人烟的戈壁滩，崎岖难行的山路，跨越生命禁区的大坂，海拔6000米以上的盘山公路，意想不到的泥石流，可以陷进大半个车轮、擦着底盘的道路……这还不包括汽车的抛锚，当“团长”，剧烈的高原反应，让人不寒而栗的高原病与死亡……等等天灾人祸。

然而，那里有一个光辉的名字在吸引着我们，他就是孔繁森。这位两次援藏的汉族干部，一个人50岁的山东汉子，为了阿里，在那条险恶的山路上殉职了。他的离去，在阿里引起的震动仅次于班禅大师的圆寂。党中央称他是“党的好干部”，阿里人民称他是“菩萨”好心肠的“本布啦”（大官），佛门弟子（达 赖）称他是“伟大的人”。艺术家称他是“夫子风范”，干部们称他是“朋友良师。”“好领导”。

为了孔繁森，为了阿里，也为了我们能拍出一部与先我们而去阿里的电视同行们不怎么一样的电视片，我们摄制组一行五人（四男一女）和杭州华港公司的三人（二男一女）浙江有线电视台三人（二男一女）钱江晚报二人（皆为男士）启程杭州，在同行们羡慕而又几分担心的告别声中，奔赴阿里重镇狮泉河。

从上路的那一天起，我们才真实地感受到万里阿里之行的艰辛决不是“我听说……”“我知道……

（二）高原反应

“一到拉萨，我的头痛得就象要炸开一样！”一位去过拉萨的同行刘忠虎对我说。

“那么，你几天才适应？”我很认真地讨教。

“我根本就没适应过来！”他很郑重地说。

这无疑是一个可怕的阴影。我们向能遇到的每一位去过西藏的同行（大多数只去过拉萨）咨询“高原反应”。每一位都说“头痛，那滋味从娘胎里出来就没尝过。”当然资料上的说法更吓人，有人因此丢了性命。拉萨海拔只有3600米，而去阿里的途中的大坂要翻越海拔6000米以上的雪线！这如何得了？

我们从一万米的高空俯视青藏高原。雪峰从云层穿出，几乎是贴着波音757的肚皮缓缓退去。天很蓝，那真是原始意义上的“纯蓝”。云很白，同穿过它的雪峰交相辉映。我们感觉很好，因为机舱里氧量充足，气压稳定。

当巨大的机身停稳在贡嘎机场，这座刚刚峻工的世界上最高的机场时，一位热心的同机旅客跑过来对我们说：“你们是杭州来的？你们要注意少讲话，少走动，放慢动作，多喝水，不喝酒，不抽烟，不吃辣。”我们拼命点头，仿佛一群学龄前儿童在听幼儿园的阿姨讲课，内心不胜感激。

心率果然在增快，尽管我们拼命抑制自己看到高原风光和感受高原之风吹拂时的激动，尽管我们自认为动作已经“降格”基本上符合要领，但是在认行李的大厅里，我还是服从男人们的指挥“女的不要动”，乖乖地坐在椅子上，而男人们也一改过去大呼小叫的地奔走，静坐在行李车前，等候我们的行李。

心率并没有减缓。我和有线台的姚珂开始互相测脉搏，都在110次/分以上，就是医学上所说的“心动过速”。我又开始为赵邦彦测脉搏，他的心率116次/分。我知道，我们从平均海拔50米带来的那颗心脏，现在开始忠诚地为我们工作。

它加快搏动，是为我们的肌体和大脑携带更多的氧分子。因为我们血液中的血红蛋白只有十几克，只有高原人的二分之一不到，这些血红蛋白是人体中唯一可以携带氧分子的物质，它在心脏加速运动中，竭尽全力地为我们效力。在未来的日子里，它会迅速分裂生长达到三十克左右。

我看到身边一位年迈的欧洲女人正在大叫她的伙伴，“比尔”。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忍不住同她说：你务必当心，不要喊也不要多走动。她说：WHY？我说：因为这里缺少空气，地势太高！没想到，后来，我在海拔50000多米的山口又遇见了她，这是后话。(有博友纠正：不是50000米，是5000米！写错了。汗！）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时而平坦时而颠簸的汽车路，我们住进了西藏迎宾馆。先我们而到的北影厂制片主任严正警告各位：你们现在感觉良好是不是？趁早躺下吧！下午，最迟晚上，你们就会头痛的！我来这儿两天了，头还像裂开似的。一口京腔，不容你不信。

果然，下午就有人躺下起不来了。

下午我服从命令在被窝里一觉睡到五点。两眼睁开自觉无异常感觉。拉开窗帘朝外望，吃了一惊，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竟然就在眼前，真实的不敢相信。

于是奔出门去向顶头上司赵邦彦主任禀报。赵主任蜷缩在床上脸色惨白，说恶心头痛。高原反应第一个来抚摸他的脑门了。我问：“要吸氧吗？”然后又立刻把从旅客须知上看来的条文向他说明：吸氧只会延长你有高原反应的适应期。赵立刻坚定地拒绝吸氧。

在你痛苦万分的时候，别人又无法体验束手无策时，全靠你自己了，我想。同时怪异自己为何没有任何不适？

晚饭时分约摸七点半，钱江晚报的俞力培也悲壮地倒下了，而且已经吸氧，一只橡皮氧气袋放在床头，让人有一种走进特护病房的感觉。

俞说：“我感觉像是小时候生病。”据说他是诗人所以描述病情也与众不同。他的徒儿赵刚听说我曾在军队医院工作过，问我如何处理。我说：“找当地医生，我对高原反应一无所知。”

医生来了。一个面色黝黑的藏族男人。他稍加检查量了一个体温，很沉着地说“这是高原反应。每一个人都有的，说没有是吹牛。”最后一句话，他在短短的时间里重复了三次。

最后，他提议吃止痛片，吸氧，服“红景天”，他犹豫了片刻说红景天很贵。正在昏睡的俞力培说：“贵也买。”这让我吃了一惊，原经为高原缺氧可以让人思维混乱，看来并非如此。我提议红景天只给有高原反应的人吃。俞又一口否定：“不，每人一份！”看来他的确很清醒。

处理完俞返身去看赵，只见他仍旧保持着下午的姿态蜷睡。我把旅客须知略作改动说：“吸氧吧，这样可以减轻症状。”他立刻“意志崩溃”。花五元钱在值班室买了一袋氧气。氧在此刻显示了它对人类的珍贵和神力。赵把导管插在了鼻孔里深吸了几口氧，说：“我的头痛好多了。”脸上恢复了些许生气，说：“你去联系一下，看明天是不是拍些外景。“我满口应允，心想：明天也许倒下一大片。”

不等明天，我半夜就被憋醒了。自觉有一缕悠悠的物质象水一样浸润进脑袋里。痛疼很缠绵地不期而至。而且大有终生厮守的一厢情愿。对于头痛，从懂事起，我就倍受其害，已经习惯了。但这一次是高原反应，对于它的来到，我竟然有一种欣然接受，试试它到底能痛到什么程度的心境。

天刚亮，我很郑重地对姚珂说，我头疼。没想到这位婀娜白净的同行竟是推拿高手，立刻蹦下床来，用她柔软的十指在我头上揉按。同时自豪地对我说：“我什么感觉也没有。”歇会儿她又补充道：“就是有点轻飘飘的。”

“那也是！”我立刻警告她，同时极舒服地享受着她的推拿。（晚上来“老朋友”了，我这才知道这是很正常的生理反应，我在平地上也是这样，而头疼得比这还历害，顿时放下心来。）

我想起一位医生的话，在高原，男人，身材高大的人比女人，身材瘦小的人反应要重得多。他的话不幸言中我们一行人中的绝大部份。当然也有幸免的，这就是我们的摄影师，永远快乐的孙雪健。这是后话。